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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启蒙老师是中华(一)
2015-03-23 19:46:17 来源: 作者: 【 】 浏览:963次 评论:0

  有一段世界历史是已经“大学毕业”的西方人一直羞于提及的,那就是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启蒙作用,他们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帮他们回忆一下这段历史,也提醒西方人:你们的启蒙老师是中华。
  在这里,我们挂一漏万的将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启蒙的过程,进行一下简单的梳理。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元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了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西方称为契丹),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明万历十年),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四书》“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是所有想要成为学者的人必须背熟的书”。基于这种认识,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并且用拉丁文翻译过去,寄回本国,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其后有西文的《论语》在西方流传,“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源。” 他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称誉中国人勤奋,“几无游手好闲之徒”,《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圣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
  1584年(万历十二年)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 出版了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而且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而中国的法律则不仅“惩非”,而且“赏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葡人在澳门出《绝妙论着》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金尼阁年着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4年,英人赫伯特(Lord Herbet)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学与专制制度发起冲击。他们认为东方的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便从孔子身上吸取思想资料,反对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反对有“神的启示”的存在。休谟说;“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这一观点,不仅是知识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的大问题,这让当时的欧洲人不再相信基督教是人类唯一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国家只占世界一小部分而已,中国,它有五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拥有三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大,它根本不知道世间有什么基督教义,没有享受过“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吃无穷的痛苦”,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于是在整个十八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这个惊人的事实,不断地向正统的基督教进攻了。” 既然孔子的门徒在根本不知何为基督的情况下,只是按照理性的原则自然地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这在欧洲搅起了掀天揭地的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早期启蒙运动开拓了可贵的阵地。
  1655年葡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着述。这时中国是西方眼中“智慧的国度”。这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有组织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选拔举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举考试贯彻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等等,以此对照着英国当时黑暗的贵族政治进行辛辣的讽剌。他说:中国人“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贵。”“他们官吏的职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就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只知道放鹰打猎,吃喝玩耍。”这样,他便开启了“中为洋用”的风气。
  1650前后,意大利人卫匡国(Manteno Martini)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llac)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的关注中国提供了大体确切的知识。
  1661--1662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1687年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柏应理,偕南京人沈福宗回到巴黎,将上述三本译作汇总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陆。1688、89、91年即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节本,题为《孔子的道德》或《孔子与中国的道德》等。这是系统介绍东方思想、中国学术的开端。其时,沈福宗又赴牛津大学,结识本校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海德读了《大学》等书,编订了有关中国的拉丁文与法文书目,收在本人的《书信集》中。这就为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资料对中国文化要旨作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85年法国建筑大师勒。诺特尔设计了“规则式园林”,园中一切建筑布置都严格要求整齐、对称、讲比例,连树木也要行列对称、品种一致、讲究造型。法王路易十四便据此整修了凡尔赛宫,欧洲便广泛兴建这种规则的“法式园林”。坦普尔在具体介绍这种园林艺术之后,又专门写了一段关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妙论。他说中国园林有不规则的自然美,这是更高级的美。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 1628-1699)撰写了一批关于中国的杂文。他认为遥远的中国“不仅可以提供事实,而且能够启发思考”。他读过拉丁文的《大学》《论语》《中庸》,对孔子的“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和“为政在人”的思想十分赞赏,认为“凡是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执政期间,从国库中拨款9200镑作为年俸,资助白晋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身边的“教师”和“谋士”,因而,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1699年(康熙38年),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1688.6.巴黎《学术报》上载文说:“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敬、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有人呼吁多多出版关于中国的书;“中国这个国家,这样巨大,这样富饶,土地这样肥沃,气候这样温和,人口之多几至不可胜数,而他们的制造工业和治国之道又这样突出,所以……可以出版的书比现有的还要多,而且也需要动用最有才能和最有见识的作家。”
  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闻》。他系统研究了中国哲学,发愿要沟通东西方哲学,在其《序言》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又说:“就我们目前情况而论,道德败坏已达到这样的水平,因此我们几乎觉得需要请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与实践教给我们。这时,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又名《圣经原是自然法则的翻版》,直斥“启示的神学”是不合理的、危险的、是引起种种迷信种种幻觉种种陋规的根源,应予清除;他主张用孔子“简单朴素的语录”来“帮助我们阐明后者”他把两种“宗教”思想(儒与基督)作对比研究,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抨击西方宗教神学和宗教。
  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稣会士勒孔特撰写的声言: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就品质而言,人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只要尽职尽责就能保全其官位。”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学有专长的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 在来华十余年之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1696,巴黎),《论中国礼仪书》(, 巴黎), 立刻被译为德荷英意文重版。李明认为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是“不语怪力乱神”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是简单朴素的“自然宗教”。“如果孔子信徒进了天主堂,见到香火、蜡烛、圣水、誓约、祈祷,见到人们匍匐在各种雕像前,是要大吃一惊的。”------这些话出自一名天主教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惊!被看做是对西方宗教的严重挑战!因而受到教会的群起攻击,巴黎当局下令禁毁其书。可思想是长了翅膀的,它一时间便飞遍了全欧。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或用人“准则”就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巴杰尔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的地位,应被作为对真正的良好品质的奖赏。如果现代政治家不把它记在脑海里,这个极好的准则,就不能在象大英帝国这样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王国里被遵循。我奉告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胜任政府中任何职位的人”。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 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着作,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着作,这些都为启蒙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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